同时又要加强与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交流和沟通，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优质、高效、务实的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军事工业违反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成本高昂。我国当时不仅贫穷，经济也非常内向。

但代价则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大量的劳动力就滞留在农村。模仿和借鉴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成本跟风险就比自己发明要小得多，速度也快得多。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苏联、东欧的改革带来经济崩溃、危机不断 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认为治理政府失灵就要把政府错误的干预扭曲全部消除掉，让市场发挥作用。进入到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这把钥匙。

真实的增长前提条件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要结合，一个真正能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还要加一个分配侧，那就是共同富裕和精准脱贫，以及通过要素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进行收入再分配和优化资源配置。

人类进入21世纪，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关注价值实现、关注用户参与的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也成为新世纪对创新重新认识的探索和实践。进入 邵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世界经济 超级债务周期 。站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仅依靠货币政策引领全球复苏的任务已基本宣告失败。当未来去杠杆告一段落，借贷困难得到缓解，经济内生动能也会复苏。

抛开金融，实体层面也有隐忧。平均来看，1年会加息3次。

各家之言，均有合理的成分。超级债务周期 与萨默斯相反，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则相对更加乐观。以日本央行为例，截止2016年底，日本央行持有日本政府债券总额达到350万亿日元，占日本政府债券市场总额的36.7%。同时，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的创新并没有停止，新组织和新业态不断迭代，新制度的供给也在不断探索。

特朗普减税计划是一个坐标，它标志着货币政策正在转向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扩大内需，这一点是萨默斯和罗格夫的共识。所以，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选择的问题。而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递次开展的流动性锦标赛加剧了这种状况。但量化宽松的实际结果是利率倒挂，以及安全资产的短缺，致使经济陷入顽固的流动性陷阱，同时还产生了广泛的外溢效应，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和资本市场剧烈波动，这一点中国的投资者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最难预测的长期因素就是技术进步了，关键在于量变能否引起质变，发挥创新的集聚和爆炸效应。并且，只要实际自然利率低于零，长期停滞在全球范围内就会持续存在，这也是经典索洛增长模型的一个直接结论。

罗格夫和莱恩哈特基于历史上各类危机的实证证据，认为这次危机与历次危机有许多相似点。关键的问题是，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处理债务问题的终极手段是经济增长，也就是企业利润的改善，和居民报酬的增加。这就好比一个心态异常平和的三高人群，总觉得有点不正常。在基本面好于预期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下跌，主要原因在于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流动性紧缩。他认为，危机后的低增长、低利率和低增长的新常态只是超级债务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这些都是解释低利率的原因。后发优势的发挥成就了过去30年，但后发劣势的凸显也注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打一场改革攻坚战。

而2017年，就是流动性拐点的元年。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资本回报率下降已成共识，人口增长率放缓是全球难性难题。

所以，原本旨在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扩充内需（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结果却助长了风险偏好的抬升和资金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导致了奇怪的三高一低现象，即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历史新高，债务与杠杆水平历史新高和风险资产价格的历史新高（如美国的房市和股市已经创下新的记录），同时，VIX隐含波动率和实际波动率都是历史新低。同时，过去30年对世界经济增速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也迎来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速换挡的历史新阶段。

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鼓励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多的承担风险。之所以复苏步伐如此艰难，与政策操作不当有较大关系。

至今，美联储已经加息5次，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12月1号，联邦基金利率上限已经达到1.5%的水平。历时一年多，美联储于2015年12月17号退出零利率政策，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25%-0.5%区间内。当然，这次危机也有其特殊之处。罗格夫认为应该大胆采用非传统的方案来缓解债务的压力，比如债务的减免、债务重组，以及提高通胀目标等。

对消费者而言，低利率通过推升资产价格，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支出。但是，从全球经济复苏的现状来看，历史的天平似乎正在向乐观者倾斜。

央行的资产对应着实体部门（包括政府）和商业银行的负债，债务的积累必然拖累需求，致使经济复苏乏力。正是在多种措施的共振下，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债务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

两年后的2017年，美联储宣布自10月份开始缩表。但是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证明，中国一定有做得正确的地方。

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需求侧靠的是全球化4.0和城市化2.0，代表路径分别是一带一路和深度城市化（即城市群战略）。虽然欧元区和日本并没有紧跟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但是随着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明确，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欧央行和日本央行或将采取相应举措。量化宽松可以托住经济不在继续下沉，但要带领经济全面复苏，还是要从实体经济层面找原因。恐慌情绪蔓延到了欧洲和亚洲，A股也未能幸免。

而且，欧央行与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已经严重失衡。另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因素是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提升也已经进入尾声，而它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大缓解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困境。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长期失衡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储蓄过剩，萨默斯认为储蓄的结构性上升压低了利率。回到中国，唱衰中国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美国非农数据好于预期，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超预期的背景下，2月5号美股重演了黑色星期一，三大股指单日大跌4%左右，其中道琼斯指数创下2011年年中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再加之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穿透近10年来的下跌走廊，历史经验看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危机。实际上，利率下行的趋势并不是危机以后的新现象，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这个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开始了，08年后只是这个趋势的延续。